失而复得
＂敢问同志，您家有个叫小红的姑娘吗？十三岁，梳两条辫子，穿蓝格子衣裳＂
那一刻，我娘浑身一颤，眼泪夺眶而出，双手紧紧抓住门框，仿佛害怕自己会摔倒。
一九八五年的春天，我家还住在县城南边的筒子楼里，四层楼高的灰砖房，一层十几户人家，共用走廊尽头的水房和厕所。
那时候，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进这座小县城，人们的腰包渐渐鼓起来了，但日子仍然过得紧巴巴的，粮票、油票、布票仍是家家必备。
我爹李长河在县棉纺厂当工人，每天天不亮就骑着那辆＂永久＂牌自行车去上班，车后架上绑着印有厂标的饭盒。
娘张桂芝在县副食品商店当售货员，整天站在柜台后面，围着蓝白条围裙，手上的皮肤因常年接触碱水又粗又干。
姐姐李小红上初中二年级，梳着两条乌黑的麻花辫，是班上的语文课代表，墙上贴着她摘抄的诗歌和名言警句。
我还在县城第二小学读四年级，每天背着帆布书包，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裤子，但从不觉得寒酸，那年月大家都这样。
那年正月十五元宵节，县城北边的老集市格外热闹。彩灯高挂，鞭炮声此起彼伏，锣鼓喧天，小商贩的吆喝声此起彼伏。
＂瞧一瞧看一看，糖人嘞，十二生肖糖人嘞！＂
＂新鲜热乎的豆腐脑，五分钱一碗，香喷喷的芝麻烧饼，两毛钱一个！＂
娘一早就张罗着蒸了一锅白面馒头，腌了一罐酱萝卜，让姐姐带我去赶集，临走时反复叮嘱：＂人多，拉紧手，看完花灯就回来，别乱花钱，每人两毛够了。＂
姐姐答应得好好的，还拉着我的小手，把娘给的四毛钱小心翼翼地包在手绢里，揣进衣兜。
谁知那天竟成了我家的噩梦。
集市上人挤人，摩肩接踵，我一不小心松开了姐姐的手，被人潮冲散。
当时我急得直哭，在人群中转了好几圈，好不容易才在卖糖葫芦的摊位前找到姐姐。
她手里拿着两根冰糖葫芦，笑盈盈地说：＂瞧，给你买的，别哭了。＂
只是我没注意，姐姐的眼神有些恍惚，脸色也不太对劲。
我们一直逛到天黑才回家，路灯下姐姐走路跌跌撞撞的，我扶着她，以为她是累了。
第二天清晨，姐姐不见了。
我被娘的哭声惊醒，只见她跪在姐姐空荡荡的床前，撕心裂肺地喊着：＂小红啊，你去哪了啊！＂
爹穿着还没来得及换下的工作服，焦急地在屋里屋外来回踱步，一边抽着廉价的＂红塔山＂，一边询问邻居有没有见过姐姐。
＂你姐姐昨天在集市上喝了什么？吃了什么？有没有和陌生人说话？＂娘红着眼睛问我。
我这才想起那杯姐姐在集市上喝的茶水，是个笑眯眯的阿姨递给她的。
＂姐姐说口渴，那个穿花棉袄的阿姨说她是卖凉茶的，给姐姐倒了一杯，说是消暑的。＂
娘一听就明白了什么，脸色刷地变白，一把抓住爹的袖子：＂老李，不好了，孩子可能被人贩子盯上了！＂
爹立马骑车去公安局报案，单位的领导也发动全厂工人一起找人。
厂广播站连续几天播放寻人启事：＂李小红，女，13岁，身高一米五左右，梳两条辫子，穿蓝格子棉袄，黑色棉裤，脚穿黑布鞋。1月28日在北街集市走失，知情者请速与县棉纺厂李长河联系。＂
爹娘的头发仿佛一夜之间白了许多。爹每天下班就骑车去周边村镇找人，常常半夜才回来，一言不发地摇摇头，然后独自坐在阳台上抽闷烟。
娘请了病假，每天守在家里，生怕错过任何消息。她每晚都在姐姐的床前掉眼泪，用手帕包着姐姐的发卡和课本，不停地摩挲。
我常听见她在半夜里压抑的啜泣声：＂老天爷啊，把我的闺女还给我吧＂
邻居王大婶常来安慰娘：＂别哭了，桂芝，哭坏了身子更找不回孩子。＂
可娘眼睛却越来越红肿，整个人消瘦了一圈，原本爱说爱笑的她变得寡言少语，仿佛一夜之间老了十岁。
整整三个月，家里笼罩在阴云下。
楼道里熟悉的脚步声不见了，墙上贴的作文没人更换，姐姐的书包静静地挂在床头，像是在等待主人回来。
那是五月的一个午后，天刚下过雨，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清香。
我正在院子里和小伙伴们玩弹珠，忽然听见楼上传来一阵尖叫，是娘的声音。
我一溜烟跑上楼，只见门口站着一位陌生妇女，她怀里抱着一个瘦弱的女孩——是我姐姐！
姐姐脸色苍白，身形消瘦，扎着的辫子已经不见，头发剪得参差不齐，但那双眼睛，确实是她！
＂小红，真的是你吗？＂娘颤抖着双手，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姐姐扑进娘的怀里，失声痛哭：＂娘，我回来了，我好想你啊！＂
那一刻，我仿佛听见了什么东西破碎又重新拼合的声音。
那位妇女名叫张巧云，四十出头，身材瘦小，穿着打了补丁的蓝布衣裳，说话带着西北口音。
她姓张，四十出头，是邻省一个偏远山村的农妇。
她告诉我们，邻居老王家三个月前从外地带回一个女孩，说是亲戚家的，打算给儿子当童养媳。
但张巧云发现那女孩常常偷偷哭泣，而且念叨着要回县城找爹娘。
＂那孩子刚来时，每天晚上都偷偷哭，我隔壁都听得见。＂张巧云说着，眼中闪着心疼，＂有一次，她趁老王家不注意，想要逃跑，结果被抓回来，打得可惨了。＂
＂我借口送饭，偷偷去看她，问她从哪来。她说是你们县城的，父亲在棉纺厂工作。＂
＂我就知道这孩子是被骗来的。我们那儿偏僻，通往外面的车一周才两趟，但也不能助纣为虐啊。我托村里去县城卖土特产的老李打听，终于问到了你们家的地址。＂
原来，姐姐在集市上被人下了药，迷迷糊糊被带走，辗转几百里，被卖到了一个偏远山村。
张巧云不顾老王家的威胁，趁他们上山干活，偷偷把姐姐带出来，坐了一整天的班车，辗转三百多里路把她送回。
她还垫付了路费，买了几个馒头充饥，一路上照顾姐姐如同亲生女儿。
娘紧紧抱住姐姐，泪如雨下。随后她握住张巧云的手，声音哽咽：＂大恩不言谢，您这是救了我一条命啊！＂
爹当即去厂部请假，骑自行车去公安局报案。
公安民警很快赶来，详细询问了情况，并派人去抓捕人贩子。
事后我们才知道，那是一个跨省贩卖儿童的犯罪团伙，已经害了不少家庭，姐姐能安全回来，实属万幸。
但这件事给姐姐的心灵留下了阴影。
回来后，她变得寡言少语，总是惊惶不安，听到陌生的脚步声就会浑身发抖，晚上还会做噩梦，惊醒后大声哭喊。
张巧云看在眼里，疼在心上，便多留了几天，住在我家简陋的客厅里，睡在爹临时搭的木板床上。
每天她都会陪姐姐说话，教她刺绣，讲她们村里的故事，慢慢地，姐姐的笑容才重新回来。
＂针线活能静心。＂张巧云说着，从布包里取出一块粗布，＂来，我教你绣喜鹊登梅，寓意好，喜上眉梢。＂
姐姐天资聪慧，很快就学会了基本的针法。那段日子，常看见她和张巧云坐在阳台上，一针一线地绣着花，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她们身上，静谧而温馨。
张巧云在我家住了半个月，眼看着姐姐的状态渐渐好转，她才说要回村里。
＂我儿子建国一个人在家，我不放心。＂她收拾着简单的行李，眼中闪过一丝忧虑。
临走那天，娘从柜子底层取出一个布包，里面是她珍藏多年的一匹花布和积攒的工业券，硬是塞进了张巧云的行李。
＂这点心意，您必须收下。您救了我女儿，这恩情我这辈子都还不完。＂
张巧云婉拒再三，最终还是收下了，但只拿了一半，说：＂咱们两家有缘分，日后还长着呢。＂
临别时，娘把家里仅有的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也送给了她：＂山里信号不好，但听听戏曲解闷也行。＂
张巧云留下了地址，说让我们有空去她们村里玩，坐着绿皮火车，再转汽车，虽然远了点，但山清水秀，空气好。
送走张巧云后，家里恢复了平静，但已经不是从前的样子了。
姐姐变得更加懂事，主动帮娘做家务，学习更加刻苦，仿佛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。
一年后的春天，我家收到一封信，信封已经有些破损，邮戳日期显示寄出已有半个月之久。
是张巧云写来的，歪歪扭扭的字里透着诚恳：＂李同志家的亲人们，你们好！我们村今年遭了大旱，庄稼收成不好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建国上初中了，学费和书本费有些发愁。不知能否＂
信的后半截她划掉了，改写道：＂只是想问候你们，小红的身体可好了？＂
爹娘读完信，二话不说，从口粮中挤出一袋面粉，又借了一些钱，让爹亲自送去。
爹请了三天假，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，再转汽车，又步行十多里山路，终于找到了张巧云家。
那是一座土坯房，两间正房一间厨房，院子里种着几棵果树和蔬菜，简陋但整洁。
张巧云正在院子里洗衣服，见到爹惊讶得说不出话来。她儿子张建国，一个瘦高的少年，正在屋里做作业。
爹回来后告诉我们，张巧云一个寡妇带着儿子生活，家里除了几件简单的家具，一台粗布床单的木床，几把竹椅子外，几乎没有多余的东西。
厨房里的米缸见了底，锅碗瓢盆都是旧的，但擦得很干净。
娘听后红了眼眶：＂一个寡妇家不容易啊，还冒险救了我们家姑娘，这恩情咱们得记着。＂
从那以后，我家每个月都会给张巧云家寄点钱和生活用品，虽然我家也不富裕，但总比他们强些。
娘总说：＂救命之恩，就是积攒十年也要报。＂
一九八八年，改革的浪潮席卷全国，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，人们的思想也逐渐开放。
这年夏天，张巧云来信说想来县城闯一闯，问我们能否帮忙介绍个工作。
爹娘二话没说，在筒子楼里腾出一间屋子让她们娘俩住下。
屋子不大，只有十来平米，放一张单人床，一张小桌子，一个衣柜就显得拥挤不堪。
但张巧云不嫌弃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窗台上还放了几盆她从山里带来的兰花，朴素却有一股子韧劲。
张巧云勤劳能干，虽然文化不高，但手脚麻利，很快在县副食品商店找到了工作，每天和娘一起上下班。
她儿子张建国比姐姐小两岁，是个老实孩子，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，在修鞋铺当学徒，每天起早贪黑，一个月挣不到五十块钱，却总是把大部分钱交给母亲。
日子虽然清苦，但张巧云脸上的笑容比在山村时多了。
她常说：＂能在城里有个工作，孩子有出息，就满足了。＂
姐姐上了高中后，常常帮张建国补习功课，两人一个教一个学，慢慢熟络起来。
有时候，我会看见他们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，姐姐拿着书本耐心讲解，张建国认真听讲，偶尔抬头，目光中带着掩饰不住的仰慕。
一九九二年，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，办厂成了热潮。
姐姐高中毕业后，没能考上大学，在县百货公司当了售货员。但她不甘心就这样过一辈子。
一天，她和张巧云商量着办了个小服装厂，专门生产工作服。
起初只有两台老式缝纫机，租了一间破旧的厂房，连招牌都是用木板自己刷的。
厂子起步困难，风雨飘摇。姐姐负责设计和生产，张巧云管原料采购，而张建国则不辞辛劳跑销路。
他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，风里来雨里去，挨个单位推销，常常一天跑十几家，晚上回来嗓子都哑了。
还记得那年冬天特别冷，张建国穿着单薄的棉袄，手上生了冻疮，还坚持出去送货。
姐姐心疼地给他缝了一副棉手套，他戴在手上爱不释手，说这是他收到的最好的礼物。
渐渐地，厂子有了一些回头客，生意稳定下来。
我家的日子也好起来了，爹在厂里当上了车间主任，娘被提拔为副食品商店的领班。
一九九四年，我考上了省城的大学，姐姐和张巧云凑钱给我买了人生第一件皮夹克，张建国偷偷塞给我五十块钱，说是让我在学校加餐用。
那时常看见姐姐和张建国在厂房后的小花园里说话，两人眼中的情愫越来越浓。
有一次，我回家探望，无意中看到张建国在夕阳下为姐姐系鞋带，姐姐低着头，脸上泛起红晕。
爹和张巧云都看在眼里，却都不说破，只在饭桌上多给对方夹菜，眼神中透着默契。
一九九七年的春天，姐姐和张建国结婚了。
爹特意去副食品商店买了两条上好的鲤鱼，娘包了整整一百个饺子，邻居们都来帮忙，热热闹闹办了婚宴。
婚礼上，张巧云拿出一床她亲手绣的被面，上面是喜鹊登梅的图案，正是当年她教姐姐绣的那个。
＂这是我这些年一针一线绣的，盼着这一天呢。＂张巧云的眼中含着泪光。
娘紧紧拉着她的手，两个同龄的妇女相视一笑，眼中是难以言表的欣慰与感动。
爹举起酒杯，眼圈通红：＂当年若不是巧云同志，我们家就没有今天的团圆。今天两个孩子结为夫妻，也是缘分啊！＂
两家人从互相救助到亲上加亲，缘分就是这样奇妙。
婚后，姐姐和张建国的服装厂越办越大，从单一的工作服扩展到各类服装，还在县城繁华地段开了一家专卖店。
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，张巧云和我娘轮流帮忙看孩子，两个老人像亲姐妹一样，无话不谈。
常常看见她们坐在阳台上，一边晒太阳一边聊天，说起当年的事，时而落泪，时而开怀大笑。
二零一五年，娘查出了重病。
在医院的病床前，她拉着姐姐的手，虚弱地说：＂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没看护好你，让你受了那么多苦。＂
姐姐哭着摇头：＂娘，那不怪您，要不是您积德行善，我也回不来啊。＂
在娘生命的最后时光，她从家中的老木箱底取出一个包袱，小心翼翼地交给张巧云：＂这是当年你把小红送回来，我准备给你的谢礼。＂
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它一直放在这里，见证着我们两家的缘分。＂
包袱里是一匹上好的绸缎，三十年前的珍贵物品，已经泛黄，却饱含深情。
那是当年娘准备送给张巧云的，却因为她不肯收下而一直珍藏着，等待合适的时机。
张巧云抱着娘，两位老人相视而泣。
＂桂芝，咱们这一辈子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你是我亲姐妹啊！＂张巧云哽咽着说。
娘微弱地点点头，脸上露出释然的笑容。
那一刻，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情谊——它穿越苦难与岁月，在人世间熠熠生辉。
如今，每年清明，我们全家都会一起去扫墓，给娘上香。
张巧云总是亲手包一笼小红喜欢吃的肉馒头，说是让娘在天上也尝尝。
。
失而复得的不只是我的姐姐，还有这份超越血缘的真情，它教会了我们如何在苦难中守望相助，如何在平凡中传递温暖。
这大概就是人间至真至纯的情感，也是这个时代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