远山近情
＂咱村的人怎么都不来？＂我看着院中空荡荡的场景，压低声音问母亲。
她眼眶通红，声音发抖：＂你二舅一辈子做好事，临了却连个送行的人都没有。＂
我叫周建国，今年四十有五，在县城一家国营纺织厂当工人。说起这故事，还得从我二舅徐长柱的出殡说起。
那是八十七年的深冬，北风刮得院子里的黄杨树＂哗哗＂直响，墙头的积雪簌簌往下落，像是老天爷也在为二舅流泪。
我们几个亲人站在那座青砖小院里，看着那口薄皮棺材，心里比天还要凉。老式的煤油灯在风中摇曳，照得人影憧憧，更添几分凄凉。
二舅家的木头大门前空荡荡的，往日里该热闹的出殡场面，如今只剩下我们几个血亲，连个上前说句＂一路走好＂的邻居都没有。
＂你二舅这辈子，真是受了委屈。＂母亲掏出那条已经洗得发白的手帕，擦着止不住的眼泪，声音哽咽。
二舅是个老实巴交的人，五十岁出头，瘦瘦高高，脸上的皱纹像地里的沟壑一样深。他一辈子没啥大志向，就在大队当了一辈子会计，算得一手好账，村里人都说他＂一根筷子能算到筷尖上＂。
我记得那是七零年的春荒，村里断顿的人家不少。生产队长李有才背着众人，从公粮仓里分了些口粮给关系好的几家。二舅查账时发现了这事，二话不说，骑着那辆老＂永久＂自行车去了公社。
结果可想而知，队长被撤了职。从那以后，村里人见了二舅就跟见了瘟神似的，都绕道走。连集市上卖菜的老婆子，都不愿意搭理他。
那时候我还小，经常听到村里人背后嘀咕：＂徐长柱这人，真是六亲不认，为了个公家的账本，把乡里乡亲都得罪光了。＂
＂你二舅这一辈子啊，认死理，吃了不少亏。＂母亲说着，擦了擦眼角，＂好在你舅妈跟着他，也是个实诚人。可惜去年先走了一步。＂
刺骨的寒风中，院子里只剩下我们几个人的咳嗽声和抽泣声。
忽然，村口传来一阵汽车的轰鸣声，打破了这片死寂。
寒冬的夜里，谁会开车来这偏僻的小山村？
我们都朝院门外望去。一辆挂着县徽的老式吉普车，顶着风雪，停在了我家那扇斑驳的木栅栏门前。
车门＂吱呀＂一声打开，下来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。他穿着一身朴素的老式中山装，外面裹着件军绿色的棉大衣，那是六十年代的老款式了。脚上却是一双沾满了泥水的黑胶鞋，鞋帮都裂了口子。
没等我们反应过来，那老人几步冲进院子，直奔棺材。
＂长柱！老伙计！＂他一把抓起盖在棺材上的那条红白相间的土布，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，嚎啕大哭，＂我来晚了啊！＂
这一嗓子震得院里人都愣住了。拉花圈的表叔手一抖，白色的纸花洒了一地。
我赶紧上前搀扶：＂您是？＂
老人抹着满脸的泪水，声音哽咽：＂我叫韩铁心，是长柱的老战友，现在是县里的一把手。昨天刚出差回来，听说长柱走了，连夜赶来送他最后一程。＂
韩铁心？县长？我和母亲对视一眼，眼中都流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。
二舅生前从未提起过他有这样的关系。他总是骑着那辆补了又补的＂飞鸽＂自行车，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，像所有老实巴交的农村会计一样，过着清苦而平静的日子。
这时候，院子外开始聚集人群。初时是几个胆大的娃娃，踮着脚尖往院里张望。后来，村里的大人们也陆续过来了，探头探脑，窃窃私语。
＂那是县长吧？怎么会认识徐长柱？＂
＂了不得啊，原来徐会计还有这样的关系。＂
＂我早说嘛，徐长柱这人不一般，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。＂
我听着这些议论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二舅活着的时候，多少人避之不及；如今死了，又因为来了个当官的，就变了嘴脸。
韩铁心不管不顾，跪在那口薄皮棺材前，一夜未起。夜里实在冷得厉害，我给他端来一碗热茶，他却只是摆摆手：＂让我陪陪老伙计吧，欠他的，这辈子也还不清了。＂
村里年纪大的张大爷，拄着拐杖颤巍巍地进了院子，给棺材前上了三炷香，回头看了韩铁心一眼，欲言又止。
＂您有话就说。＂韩铁心低声道。
韩铁心惨然一笑：＂长柱这人，认理不认人。他活着的时候，从不解释自己。＂
一夜未眠，天亮时分，院子里已经挤满了人。那些昨天还避之不及的村民，今天都换了副面孔，手里提着花圈、纸钱，脸上写满了羞愧。
老李头带着他那十五岁的小孙子，颤颤巍巍地给二舅磕了三个头。他抬起头，眼中含泪：＂当年徐会计，救了我小孙子一命啊！＂
原来，那是八二年的夏天，小孙子落水，是二舅跳进水库把他救上来的。老李头当时千恩万谢，可前脚感谢，后脚还是跟着村里人一起疏远二舅。
＂当时我只想着跟大伙处好关系，没想到对不起救命恩人。我这心里啊，就像压了块大石头。＂老李头说完，又重重地磕了个头。
出殡的队伍比我想象的要长得多。韩铁心主动请缨抬棺，跟村里另外七个壮年人一起，用粗布条穿过棺材，扛在肩上。
＂长柱这辈子背着的委屈，今天我替他扛一回。＂他对我说，声音低沉而坚定。
从村口到山脚下的坟地，不过三里地的路程。可今天，这条路走得格外漫长。一路上，不少村民自发站在路边，向二舅的灵柩鞠躬。
走在送别的队伍里，我忽然感到一阵恍惚。记忆中的二舅总是沉默寡言，自己种着那一亩三分薄地，闲时就在门前的小板凳上，捧着个搪瓷缸子喝茶，听那台老式的＂红灯＂收音机。
＂多亏了你二舅啊。＂挽着我胳膊的母亲忽然说道，＂当年我们结婚，家里穷得叮当响，是二舅变卖了自己的一只金表，给我们添了三件铺盖。那表是他从部队带回来的，是立功的奖励，他一直舍不得用，却舍得给我们。＂
＂他怎么从没跟我说过？＂我有些愧疚，这些年对二舅的关心太少，每次回乡，不过是寒暄几句便离开。
＂你二舅这人啊，有好事藏心里，有苦处往肚里咽。＂母亲叹了口气，＂来日方长，有的是时间说，谁知道＂
韩铁心听到我们的对话，转过头来：＂你二舅啊，活着的时候就是这样，死了还得靠别人给他说好话。＂
趁着休息的当口，韩铁心讲起了他和二舅的故事。1960年，他们在同一个连队服役。当时国家困难，部队伙食也跟着紧张起来。
＂那时候我们连队驻扎在边境，条件艰苦得很。＂韩铁心回忆道，＂长柱是会计，负责粮食分配。有次执行任务，我不慎踩中陷阱，腿受了重伤。长柱二话不说，把自己那份干粮塞给我，然后背着我走了十多里山路，才到达安全地带。＂
＂要不是他，我这条命早就交代了。＂说到这儿，韩铁心的眼眶又红了。
＂伤好了以后，我多次想感谢他，他却摆摆手说＇革命同志之间，这都是应该的＇。后来我们各自转业回地方，他选择回了农村，我去了县里工作。＂
韩铁心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，递给我：＂这是我们当年在连队的合影，他站在第二排，左手边第三个。＂
照片上的二舅年轻得我几乎认不出来，腰板笔直，眼神坚定，脸上带着青年人特有的朝气。那时的他，大概怎么也想不到，几十年后会在乡亲们的冷眼中离世吧。
＂上个月我下乡检查工作，专门绕道来看他，才知道他身体不好。＂韩铁心继续说道，＂我要给他安排县医院的病床，他硬是摆手拒绝，说自己命不长了，不想麻烦人。＂
想到这里，我心头一阵酸楚。二舅病重那段日子，我正忙着厂里的年终盘点，只匆匆回来看了两次。那时他躺在土炕上，瘦得只剩一把骨头，却还笑着说：＂没事，老毛病了，你忙你的去吧。＂
＂你二舅发现账目有问题后，先是私下找队长谈，希望他把粮食还回来。队长不听，还威胁他。无奈之下，他才去了公社反映情况。后来那些粮食终于发到了知青手上，可你二舅的名声也臭了。＂
村里的老支书低着头，脸上满是愧疚：＂这事我是知道的，可当时谁也不敢站出来说话。都怪我们胆小怕事。＂
临近中午，送葬的队伍终于到了山脚下的坟地。按照村里的规矩，棺材入土前要再哭一场。可二舅孤苦一生，膝下无子，除了我们几个近亲，谁来给他送行？
没想到，韩铁心走到棺材前，＂扑通＂一声又跪了下来。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已经发黄的信封，轻轻放在二舅的棺材上。
＂老伙计，当年连队给你的立功证书，你走时硬是塞给我保管。说什么＇别人看了会羡慕，不合适＇。这么多年，你藏着功劳，扛着委屈，今天我把它还给你。＂
我接过信封，小心翼翼地打开。里面是一张盖有鲜红印章的证书，上面清楚地写着＂因抢救战友有功，特授予徐长柱同志三等功一次＂。落款是1964年5月，那正是二舅服役的最后一年。
这时，从人群后面挤出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，手里还拿着一根拐杖。她颤巍巍地走到棺材前，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。
＂我是知青点的老张家的，当年要不是徐会计坚持把那批粮食发下来，我闺女就饿死了。＂老太太抖着手打开布包，里面是一块用红绳系着的老式＂上海＂牌手表，＂这表是我们全家省吃俭用买的，一直想送给徐会计，可他从不收礼。今天，就让它陪着他吧。＂
老太太的话引起了一阵低声啜泣。村里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脸上都写满了惭愧。
一时间，棺材前堆满了村民们送来的东西：有老李头家的一瓶烧酒，有张婶子织的一双布鞋，还有几个年轻人放的几包＂大前门＂香烟这些都是二舅生前喜欢的东西，只可惜，他再也享用不到了。
下葬时分，风雪忽然停了。阳光透过云层，洒在二舅的棺材上，像是上天在为这位一生刚正不阿的老人送行。
那封泛黄的立功证书，和村民们的心意，一起随着二舅，被掩埋在了黄土之下。
回程路上，村支书老李一路低着头，最后忍不住对韩铁心说：＂县长，我代表全村向徐长柱同志道歉。这些年，我们误会他了。＂
韩铁心摆摆手：＂长柱这人，认理不认人。他活着的时候，从不解释自己。我记得他常说一句话：＇做人做事，不求人懂，但求无愧。＇＂
听到这句话，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，大颗大颗地往下掉。原来二舅早就看透了一切，却选择了沉默。
那晚，我和母亲在二舅的老屋收拾遗物。屋内陈设简单，一张土炕，一个老式衣柜，几把竹椅，墙上挂着一幅已经泛黄的＂东方红＂宣传画。角落里还立着那台用了二十多年的＂红灯＂收音机，每天早晨六点，二舅都会准时打开它，收听新闻联播。
翻开那个布满灰尘的老柜子，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几件洗得发白的衣服。最里层，是一个细心包裹的小木盒。我打开一看，里面竟是一摞摞发黄的信纸和照片。
＂这是＂母亲凑过来看了一眼，惊讶地说，＂都是你二舅当年在部队的战友们写给他的信啊。＂
我随手拿起一封，信纸已经脆得快要碎了，上面的字迹却依然清晰：＂长柱同志，我现在已经被提拔为副连长了，这都要感谢你当年的帮助和教导＂
一封又一封，大多是感谢和问候，字里行间都流露着对二舅的敬重和怀念。可这些信，都静静地躺在这个木盒里，像二舅自己一样，从不对外人炫耀。
在木盒的最底层，我发现了一张全家福照片。照片上，年轻的二舅和舅妈站在中间，身边还有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。
＂这是谁家的孩子？＂我不解地问。
母亲叹了口气：＂那是你表哥啊，你二舅的儿子。六九年那年，得了脑膜炎，没熬过去。你那时候还小，可能不记得了。＂
我愣住了。二舅膝下无子，原来是丧子之痛。难怪他总是特别疼爱村里的孩子，看到我们这些晚辈，眼中总是带着慈爱和些许忧伤。
木盒里还有一本发黄的笔记本，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二舅这些年来借给乡亲们的钱和物，大多数都没有注明＂已还＂的字样。
翻到最后一页，我看到一句话：＂人生在世，寿有长短。活着的时候，但求问心无愧；走后若有人记得，便是福分。＂——写于1987年10月15日。
那正是二舅去世前一个月。
当天晚上，村里人自发在二舅家门前点起了一排排的蜡烛。那些曾经远离的乡亲，如今聚在一起，为这位被他们误解了半辈子的老人送行。
韩铁心在我二舅的院子里住了三天，亲自帮着处理后事。临走时，他对我说：＂建国，你二舅一辈子活得清白，死得其所。他教会了我什么是真正的坚持和担当。我想请你帮个忙。＂
＂您说。＂
＂把你二舅的事迹整理出来，我想在县里开个会，让大家都知道，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员。＂
我点点头，心里却在想：二舅活着的时候从不张扬，若是知道死后还要被人表彰，不知会作何感想。
后来的日子里，我常常回想起二舅的点点滴滴：他坐在那张小板凳上，安详地听着收音机；他在田间劳作，汗水湿透了那件蓝布褂子；他在算账的时候，眉头紧锁，一丝不苟
远山如墨，近情如火。我望着那些跳动的烛光，忽然明白，人间真情不在繁华处，而在这人走后，才被看清的本心里。
如今每年清明，我都会带着家人回村里，给二舅扫墓。那座不起眼的坟头上，总是干干净净的，插着新鲜的野花。村里人告诉我，这是老支书和那些曾经的知青们常年维护的。
二舅走了，可他那份＂不求人懂，但求无愧＂的精神，却像种子一样，在这片他深爱的土地上生根发芽。
远山无言，近情无价。人世间的情感，有时候需要经历风雨，才能看清本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