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飞龙在天：中国铜镜史上龙纹形象的三次转变》，霍宏伟著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
内文选读
卯兔远去，辰龙飞腾。《易·乾》云：“九五，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。”将“飞龙在天”的含义合在一起，还构成了一个汉字“龑”（yǎn）。早在春秋时期，龙纹即已出现在铜镜之上。1987年，在新疆和静县察吾呼西周至春秋墓地发掘出土两面龙纹镜（图1-1）。两千多年来，中国铜镜史上的龙纹形象经历了三次转变：第一次是战国晚期至西汉，第二次是隋末唐初至盛唐，第三次是晚唐五代至北宋。今人可以通过中国古代铜镜上的龙纹，访古寻幽，感受中国龙的神采与魅力。
图1-1新疆察吾呼墓地出土春秋时期龙纹镜（《新疆文物古迹大观》，第171页，图版448）
（以下内容节选摘编自《飞龙在天：中国铜镜史上龙纹形象的三次转变》）
第三次转变：晚唐五代至北宋
中国铜镜史上龙纹形象的第三次转变，即自晚唐五代至北宋，又从兽形回到了蛇形。近世以来龙的形象在北宋基本得到定型，出现了程式化的表现形式，对元明清以及近现代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到了北宋，龙的形象从兽形又回到蛇形，龙纹再次出现四个爪，并渐渐固定下来，这是第三次转变呈现出来的特点。北宋郭若虚《图画见闻志·叙制作楷模》云：“画龙者折出三停，分成九似，穷游泳蜿蜒之妙，得回蟠升降之宜。仍要鬃鬣（liè）肘毛，笔画壮快，直自肉中生出为佳也。”其中，“三停”即自首至膊，膊至腰，腰至尾。“九似”，在《尔雅翼》中有解释：“角似鹿，头似驼，眼似兔，项似蛇，腹似蜃，鳞似鱼，爪似鹰，掌似虎，耳似牛。”郭氏画论所述成为一种画龙的定式。画家在画龙时，主要是按照这种“折出三停，分成九似”的表现方式来绘制龙的形象。
图1-11天津博物馆藏北宋政和四年盘龙镜
图1-13清华艺博“万物毕照”展览展出赤峰市辽代耶律羽之墓鎏金盘龙镜
辽宁阜新塔基清理出一面辽代双龙镜，构图属于中国古代传统纹样里的“太极图式”，呈逆时针方向旋转，且龙尾缠着后肢，绞缠在一起。另有一面金代承安四年（1198年）双龙镜，两条龙一上一下。一条龙位于镜钮上方，这条龙没有龙角；在镜钮下方还有一条龙，有龙角。两个龙首大致平行。这两面辽金时期的双龙镜上的龙纹均为蛇形，屈曲蜿蜒，形若巨蟒，祥云环绕。
除了这种双龙镜以外，金代还铸有与龙女相关的柳毅传书故事镜。据唐李朝威小说《柳毅》所云：书生柳毅在泾川遇到了洞庭龙君的女儿，困辱于泾川龙子。龙女让柳毅帮忙，给家里带一封书信。柳毅到洞庭龙宫传书之后，龙女的叔叔钱塘龙王赶到泾川，解救了龙女，本来打算让龙女嫁给柳毅，但是柳毅未答应。柳毅回家之后，先后娶了张氏和韩氏，都不幸去世了。第三次娶了卢氏，过了一个多月，发现卢氏竟然是他解救的龙女。唐代岑参《龙女祠》诗里说到“龙女何处来，来时乘风雨”，可以想见当时龙女在民间已经作为一个祭祀对象了。
有元以降，龙纹镜依然流行。元代至元四年的双龙镜在国博“龙肇新元”展览中可以看到，但这面镜子纹饰布局奇特，两条龙分别横置于镜钮上下，呈逆时针方向排列。一条龙首向下，另一条龙昂首向上，均为龙口大张，面对龙珠。陈传席先生提出：元代政府规定，皇帝、宫廷使用的龙纹是两角、五爪，民间不能用，只能用四爪或者三爪。到了明清时期，继续沿用这个规定。
1971年山东邹城明代鲁王朱檀墓出土洪武六年（1373年）云龙镜，龙首五官、身躯、鳞爪铸造细腻，龙爪为五个爪，铭文清晰可见（图1-15），推测有可能是明初朝廷赏赐给鲁王的皇家铸镜。唐代盘龙镜上的“尾缠腿”特点，经过长期演变，变成了“腿缠尾”。虽然说这一时期把唐代盘龙的特点发扬光大了，风格却已是大相径庭。故宫博物院藏明代鎏金万历年造龙凤镜，使用时间较长，有磨损的痕迹，以至于只能大体上看出神龙的轮廓及四肢，最重要的是可以辨认出龙爪是五个爪，此镜应是皇家作坊铸造的，直径为28.4厘米。中国古人讲究龙凤呈祥，镜背上有一龙一凤，作为结婚用镜是最为合适的礼品。
图1-15清华艺博“出东方”展览展出山东邹城明代鲁王墓云龙镜
大顺三年（清代顺治三年，公元1646年）双龙镜，镜背钮上面有“大顺三年”纪年。“大顺”是明末清初张献忠建立大西政权使用的年号，此镜应是该政权所铸。“江口沉银”遗址发掘项目曾经轰动全国，还被评为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。但是，在江口遗址出水遗物中，没有出现类似的双龙镜。这面镜子上的两条龙，如同“四不像”，已经没有了飞龙的气质与韵味。
故宫博物院藏一面清代晚期彩漆双喜龙凤镜，镜钮上是红色“囍”字。镜钮下方两侧各有一龙一凤，有龙凤呈祥的寓意。龙首高昂，凝视镜钮。张牙舞爪，龙爪是五爪，它的直径比上述明代万历年间的鎏金龙凤镜要大，达到34.2厘米（图1-16），应该是宫廷御用品，两者均属于特种工艺镜。
第三次转变，从晚唐五代到北宋，这一时期龙纹的身形基本定型，又从兽形回到了蛇形，出现了单龙或者双龙成图的表现形式。元明清时期，镜上龙纹沿袭北宋以来的特点与风格，并在此基础上略有变化。
